从一个代表发言开始说说“水稻上山”的推广乱象

  2022 年 10 月 16 日上午，党的二十大 “党代表通道” 第一场采访活动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在通道上说：“水稻上山可受农民欢迎啦！今年云南推广了 50 万亩呢。我们村也推广了 405 亩，产量很不错，最高亩产有 788 公斤，最低也有 634 公斤，总产量达到了 28 万公斤。我们村一共 277 人，算下来人均超过 1000 公斤粮食。这下呀，饭碗可稳稳地端在咱们自己手里啦。”

  朱有勇院士提出的 “水稻上山” 技术，其实是 “水稻旱种” 或者 “雨养旱种”，从开始推广起，就争议不断，有人支持，也有人质疑批评。咱们从技术背景、争议焦点、实际成效，还有社会反思这样一些方面，一起来好好说道说道。

  朱有勇院士的 “水稻上山”，并不是传统在水田里种水稻的模式，它是一种适合旱地的杂交稻栽培技术。关键就在于选育出像 “滇禾优 615” 这种耐旱的水稻品种，然后在云南海拔1700米以下、年降雨量1200毫米以上的山区旱地种植。种的时候，不用像以前那样泡田、育秧，也不用大量灌溉，种法和种玉米差不多。这个技术就为了解决云南山区农民因为没有水田，没办法自己种主粮的问题，好让当地能自己产大米，实现自给自足。

  朱有勇院士说，“水稻上山” 这个名字，是当地农民的通俗叫法，这样没什么专业知识的农民也能一听就懂。在云南澜沧县蒿枝坝村的试验田，数据显示亩产最高能到788公斤，推广面积有 405亩呢，这让当地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。对山区农民来说，要是这个技术能成功，就不用老从市场上买粮食了，对老百姓的生活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  有些地方搞 “水稻上山” 项目，居然变成了 “毁林造田” 或者 “开山造田”。比如说，用挖掘机大规模改造山地，还修混凝土田埂。结果一下暴雨，田埂就垮塌了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，大家都担心会引发山体滑坡，破坏生态环境。网友们就说了，这和朱有勇院士说的 “旱地种植” 根本不一样啊，觉得政策在执行的时候，没有好好做科学评估，盲目推广，给环境带来了风险。

  朱有勇院士说亩产 788 公斤，可当地农民却反映年产量只有 3.5 斤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反对的人就觉得这个数据没有公开透明地验证过，在推广技术的时候，可能存在夸大宣传，或者只挑好的成果展示的问题。而且旱地种植特别依赖气候，要是降雨不够，或者分布不均匀，水稻就可能减产，甚至绝收。

  山区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的老人干不了太高强度的山地农活。再加上水利设施也不太够，技术推广之后，后续的运营就遇到难题了。有些试验田因为管理不好，或者自然条件不允许，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，白白浪费了资源。

  在像云南澜沧县这种气候条件合适的地方，这个技术确实让旱地粮食产量提高了，帮农民实现了口粮自给。朱有勇团队通过改良品种、优化种植模式，证明了旱地种水稻是可行的，也给类似生态环境的地区提供了新办法。

  朱有勇院士一直都在田间地头搞研究，他研发的多样性控害、冬季马铃薯等技术，让好多地方的农民都受益了，对社会贡献可大啦。但是 “水稻上山” 引发的争议，也让我们看到科研和政策推广有时候没衔接好。这个技术本身有很严格的适用范围，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耕地指标，或者拿到补贴，不管生态条件，盲目推广，结果让这个技术被大家误解了。

  多年前，好像有个 “山林整治” 项目，好好的青山里，杂木山林都被挖掘机、推土机推光了，拿了国家补贴后，效果呢？现在山基本变成乱石山了。那些整治出来的梯地，现在也没了吧。

  推广农业技术，得建立严格的生态风险评估机制，弄清楚适合在哪些地方推广，可不能 “一刀切”。就像朱有勇院士说的，这个技术只适合云南特定的山区，不是全国都能用的办法。

  技术要真正落地，得配套好水利设施，给农民做好劳动力培训，还要打通市场渠道。政府应该先把那些没人种的撂荒农田重新利用起来，别老想着过度开发山地。同时，通过产业化、打造品牌，提高农业效益，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回来种地。

  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透明。科学家得更开放一些，公开数据，找第三方来验证成果，多通过案例对比，让大家消除误解。

  有农民说：原来大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植被，结果全被连根挖掉，推土机把山体推成一片片台阶状的梯田。这中间花了多少钱，毁了多少林木，根本算不清。老板挣了钱，青山却遭了殃。

  结果呢，2023 年夏天，一场暴雨过后，那些为了实现水稻上山建的所谓高标准农田，被冲得破破烂烂，惨不忍睹。泥石流一过，一片狼藉，梯田都没了，有的地方最后变成了石头山。事实证明，这就像一场闹剧，根本经不住实践检验。

  “水稻上山” 技术本来是未解决山区粮食安全问题，在特定条件下，它的科学价值是得到验证了。但是在推广过程中，出现的生态风险和执行偏差问题，也不能忽视。这场争议，既是农业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矛盾，也反映出科技伦理、政策执行，还有公众信任这些复杂的关系。以后，我们得在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平衡，让科研成果真真正正地为老百姓服务，可别变成的 “牺牲品”。